成仿古画颜色。或者可以红茶适量加水在火上煮，等把茶水煮成红褐色时，根据色调的需要调入其他色或墨，就可以刷制了。到了现在有的懒得就直接用过锰酸钾这种常用的呈小颗粒状的消毒剂，加水溶解后的那种紫色，涂在纸上把纸的颜色变成褐色。不过得注意这种溶液不宜太浓，太浓会使纸的质地变脆。中国的书画作伪，至少在南北朝已经出现了。而今，随着书画市场日益庞大，市场对高仿书画需求量很大，而书画作伪手法之多，今之简而言之。画工做仿真品时，有时把名家的真品放在玻璃台面底下，利用灯光反射进行拓绘；或用大门幅的玻璃纸铺在原作上，逐笔细描，然后再将描好的玻璃纸铺在灯桌上面，覆以宣纸，用笔画在宣纸上。没有这种条件的，或笔下“过得硬”的，干脆挂在墙上描摹，而后题钤印，堂而皇之地随行入市，不过这些都算不得上高明。”秦汉武抽了口烟，低头想了想，接着说道：“稍微高明点的要么就是换款。利用现成的作品，擦去或挖空题款和印章，而后加上其他不相干的作者名款。再或者就是添款。即在原来没有落款的书画作品上，添上名家名款，使作品陡然间成了“名人之作”或者就是半真半假，以一段真的题跋，接上一段假画，或利用真款四周留有余纸，加绘假画。还有的把原画放大，增加尺幅面积，如利用假画把册页放宽或拉长。有的移贴手法更为精妙，鉴别时不重新装裱，其真伪就很难被现。我以前听老爷子说过上海某博物馆收藏了一幅古代山水画，专家曾多次对这幅作品进行鉴定，均被确认为真迹，何况上面还有黄宾虹的题记。直到6年以后，当博物馆重新翻裱，裱糊师将宣纸揭下一看，题款和画幅整个脱离开来，变成了两半，这才知道此画有假。对一些古旧作品的赝品，售假者通常会在假画上加盖伪造的著名鉴赏家的鉴定专用图章，甚至有专门为鉴定这幅画而做的题跋。还有的高仿者通过拍卖公司或画廊将其成交单进行一翻填写后，俨然一份可以上市买卖的真凭实据。有人甚至伪造其他国家的一些买卖文件，然后再以“回流”的形式进入中国书画市场领域，这算是高明的，不过我估计他不会用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方法，虽说不好看出来，但是只要认真去看，或者用科技手段去验证年代的话还是可以看出来真伪的。”秦汉武把手里的烟头扔了出去，刚好等于卖了个关子，惹得许强一阵着急，看着秦汉武眼巴巴道：“那你给我说说，这要是不按这么做的，他们是有什么办法，或者说你是打算用什么办法？”“我猜他肯定是有南宋的宣纸，还有那个时候的颜料，而且最最重要的是，他能找到名家给这幅画题跋，中国字画界，向来有请名家题跋名作的传统，几笔下去，似乎画品的可靠性就有了保证，价值因此而陡增。但如今一些较负责的书画家都不敢贸然下笔，有一些伪作造假水平也很高，万一题错了，再张扬开来，画家的脸上也会无光。也许市场的险峻更在于生在幕后的肮脏交易。购画者将满腔信任交付给了鉴定师，殊不知却反有被作伪的可能。一些鉴定者因为利益驱动等原因，不负责任地给各种赝品题鉴，为假货进入市场大开绿灯。但是只要能找到人题跋，而且是那种大家可以认可的那一种，完全可以证明这幅画的价值，而我想，他一定手里有这样的人，也只有这样，这幅画才能卖出这样的价钱。”“说到这里，其实说现当代名家里面最能仿造东西，也是最出名的当属张大千，作为书画收藏家和鉴定家的张大千，是历史上少有的。在历史上像他这样既是书画家藏家还是顶尖的一流作假高手的，大概只有北宋时期的米芾了。徐悲鸿先生曾经就说张大千的画作是五百年来无此君。而且这位造假画的水平也是五百年来无出其右者。而为什么张大千的仿作最难以辨认，一点是因为他多请名家为他的画作题跋，也就是当时的鉴定大家，其中有四个人为他提的最多，他们是：叶恭绰、溥儒、黄宾虹、于非庵，这四位到底是眼力不济还是另有苦衷现如今是没有人知道，但是他们的提拔现在却成了鉴别是不是张大千仿作的一件力证，题跋是一方面，不过对于古画来讲，最讲究的是原装原裱，也就是行内说的老裱，而为张大千做老裱的是一个叫做周龙昌的人，周龙昌最擅长于挖补，可以说挖补已经到了神出鬼没的程度，任何破碎，任何人物、山石、亭子等等，均可搬东迁西，无丝毫破绽可寻。有一次，陈巨来手中有张吴湖帆仿董其昌风格的山水扇面，大千见到后认为可以乱真，可惜亭子画得太挤。周说可以将亭子搬到左上角。扇面因为是熟纸，所以挖补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周龙昌居然可以在扇面上动手，可见他挖补的水平之高了。他另外一绝技是挖补绢本的画，陈巨来曾经说周龙昌挖补绢本画作的工具很简单，只是要一竹丝签，一片极薄的象牙片子，只要心细，把纤维对正，就可以织把绢画织成原来的样子。”秦汉武把手里的烟头丢到一边，看着对面的许强认真道“所以我感觉，那个年轻人一定是认识周龙昌的徒弟或者是他的后人，即便是我把这幅画补全，肯定也有纰漏的地方，只有这些裱画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把画完完整整的给弄好。”“如果这按你这么说的话这些东西肯定是不会被人看出来，用的本来就是一样的纸，一样的